牛高低温交变湿热试验箱奶都是可以饮用的

　　新标准出台过程令人费解，关键指标的显著降低让人惊讶，而非止一处的标准模糊或硬伤，令人担忧其是否堪当整饬乳业的重任

　　来自商务部、卫生部等中央部委的数十名官员共商食品安全议题。一名听众当场质问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食品安全监管司司长徐景和：“食品安全监管到底谁说了算?究竟能不能管好?管不好应该如何问责?”徐景和一时语塞。

　　在食品安全成为重大公共话题之际，由卫生部牵头制定，今年4月下旬公布、6月陆续开始实施的《生乳》(GB19301-2010)等66项新乳品安全国家标准(下称“新国标”)，自公布之日起即引起行业震动，其中不乏亮点，但同时饱受行业内外争议和责问。

　　“新国标”取消了1986年“国标”中生鲜乳收购标准的四个等级，只设限度。尤其是生乳收购标准中的蛋白质值及微生物限量这两项核心指标，与1986年相比显著降低。

　　1986年“国标”中，就必须优先遵照、因此可比性的生鲜乳等级而言，规定蛋白质值为2.95%,而2010年“新国标”设定蛋白质值为2.8%。中国主要奶牛品种为荷斯坦奶牛，在国际奶牛养殖界，通常认定这种奶牛的蛋白质值为3.18%。

　　1986年“国标”中，生鲜乳等级的微生物限量为每毫升50万个；“新国标”微生物限量为每毫升200万个。美国、欧盟生鲜乳微生物限量为每毫升小于10万个，香港的限量为每毫升小于20万个，丹麦一级奶的微生物限量为每毫升小于10万个，优级奶则为每毫升小于3万个。

　　1986年“国标”与国际标准已有明显差距，2010年标准在其基础上又大幅降低。不少乳业界人士直斥“新国标”是“历史性倒退”。

　　“中国奶业完了，新标准名义上照顾奶农利益，实际上却把牛奶搞得乱七八糟。”中国畜产品加工科技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组成员、享有中国“乳业泰斗”之誉的骆承庠对《财经》记者表示。

　　“全世界恐怕都没有这样低的指标。”曾参与“新国标”讨论的奶业行业协会副秘书长顾佳升认为。

　　利拉伐()乳业机械有限总经理张家淇亦称，新标准与科学化饲养奶牛、提高奶牛品质单产的产业初衷相背离。“既然随便饲养都能合格，农民还有什么动力改善质量。”5月中旬，在绵阳举行的一次乳业发展论坛上，张家淇对《财经》记者表示，长远来看，“新国标”可能造成的遗患将难以消弭。

　　作为食品卫生标准的一个试点，乳业新标准的制定有望给整个食品安全新标准探路。而对于尚未完全从三聚氰胺事件沉重打击中恢复过来的中国乳业，“新国标”无疑将影响其未来方向。

　　关键指标的降低只是一个引子，在专业人士眼里，“新国标”中非止一处的模糊界定甚至明显硬伤，令人担忧其是否堪当整饬乳业的重任。

　　经过近“黄金十年”的快速发展，虽有行业丑闻困扰，且受经济低迷打压，中国乳业的发展速度仍然稳健。

　　据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今年4月公布的数字：2009年全国规模以上乳制品企业工业总产值累计1650.2亿元，同比增长12.38%,乳制品总产量1935.1万吨，同比增长12.88%.如此涉及数亿消费者的千亿元规模的行业，国家标准的些微改动，均易牵涉各方力量与利益的复杂博弈。

　　火线年年初，卫生部即开始组织有关部门对中国现行乳与乳制品标准进行清理与归并，筹制订乳业“新国标”,但进展甚缓。

　　标准参与讨论者奶业行业协会副秘书长顾佳升称，在众多标准中，耗时久的是《生乳》(GB19301-2010)标准，而熟悉情况的农业部几乎没有参与。“卫生部并不了解奶业的实际情况，导致会议多数时间浪费在无意义的讨论上，使得标准推出时间大大延期。”顾佳升告诉《财经》记者。

　　长久以来，奶业管理沿袭前苏联模式，行政权力条状分割非常明显，涉及部门多达15个，质检总局负责制定产品标准，卫生部门制定卫生标准，农业部门制定农业标准，商务部门制定商业标准，工信部制定加工标准，这些标准常有相互抵触之处。生乳标准的话语权历来不在为熟悉情况的农业部，而在其他各类主管部门。

　　生乳“新国标”关于蛋白质及微生物含量两项核心指标趋低，引起业内激烈反弹。

　　但其后进展却颇多变数。作为生乳“新国标”后期的参与审稿者，曾寿瀛回忆，直至2009年8月底，在送交农业部与卫生部的审稿中，蛋白质含量都是2.95%.10月20日，卫生部网站上公布的征求意见稿的标准已经修改为：每年5月至9月标准为2.8%,其余时间为2.95%，到2010年4月22日“新国标”正式网上公布时，标准已悄然变为2.8%。

　　“不管蛋白质高低，牛奶都是可以饮用的。不同的原奶可以生产不同的产品。不应该将一部分奶农排除在市场以外。这里面也有维稳的因素。”王俊勋表示。对于农业部降低标准的主张，全球乳制品包装企业利乐中国副总裁杨斌认为，监管部门把民生问题与产业发展问题相混淆了。“保护是否必须以牺牲整个产业安全和消费者利益为代价，这种做法值得商榷。”

　　卫生部食品安全综合协调与卫生监督局一名官员曾对起草专家说：“标准是各方利益协调的产物，很遗憾有关工艺规范的内容没能保住，希望你们能够理解。”在标准起草的前期，蒙牛、伊利还负责起草了与乳品生产企业为密切的三大产品标准：《巴氏乳安全标准》和《灭菌乳安全标准》由蒙牛起草，《生鲜乳安全标准》由伊利起草。

　　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获得者、中国畜产品加工研究会名誉副会长魏荣禄透露，蒙牛在起草之初即希望将“复原乳”一词写进《巴氏乳安全标准》和《灭菌乳安全标准》中，以求将其法律化。而在定稿《灭菌乳安全标准》中，蒙牛成功使得“复原乳”成为“灭菌乳”定义的一部分。在该标准中，“超高温灭菌乳”和“保持式灭菌乳”的定义都含有以下文字：“以生牛羊乳为原料，添加或不添加复原乳”

　　魏荣禄称，“这个标准使蒙牛等大量用复原乳生产纯牛奶的企业，有可能撇开之前24号文(2005年国务院出台的《关于加强液态奶生产经营管理的通知》)关于必须标注复原乳名称的规定;其次，用法律文件的形式，间接明确了巴氏奶阵营可以使用复原乳生产巴氏奶，瓦解传统巴氏奶家鲜的核心卖点。”

　　作为复原乳的反对者，魏荣禄和顾佳升均没被邀请参加该标准终讨论。2009年中在北京香山饭店举行的闭门研讨会上，魏“不请自来”到会场旁听，在会上他提出标准要营养和安全并重，大力倡导发展巴氏奶，遏制复原乳的畸形发展，但很快遭到各方驳斥--“一些人以会议讨论的是安全问题、与营养无关为由，根本不让我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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